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读书心得体会

时间回到1793年，地点是距离北京150公里的热河，出场人物是大英帝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全权代表罗德﹒马戈尔尼。马戈尔尼以给大清帝国皇帝乾隆祝寿的名义到此，真正的目的却是一个中国人眼里的革命性目标，与中国签署一个贸易协定。他尤其要尝试着，让中国尽可能再开放几个自由贸易港。

但是，马戈尔尼得到的答复却是乾隆以诏书形式写给英王的一封信，信中允许英国以附属国方式加入中华文明圈，而英王关于互派使团和开放市场的要求尚未被提及就被否定了，信中写道，“我们瞧不起技术戏耍，我们也不需要你们国家的手工业产品”。

在1995－1999年间任德国驻华大使的康拉特•赛茨看来，1793年是一个正在开始走下坡路的中华帝国的最后一次机会，“两个陌生的世界在此相逢，各自都想向对方显示，自己是何等的进步和文明。他们相逢然而却错过了接轨的机会。”

马戈尔尼回国后写的报告在欧洲迅速传开，向昔日欧洲推崇中国的情节泼了一盆凉水，而中国也坐失了与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欧洲接轨的最后一次机会。

面对欧洲的快速发展，中国却一无所知地停滞在那里不动了，直到2XX年后，1978年，邓小平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中国人才通过“真金白银”的好处理解了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贸易使双方得到好处。英国在19世纪以此理论为基础单边取消了自己的贸易限制，中国则在加入wto后以内外力结合的方式加速这一进程。

以上是赛茨著作《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中的故事，这是一部被《德国财经时报》誉为“十多年来反映中国的最好的著作”。该书XX年在德国出版后，德文版已再版了十次，累计销量达500多万册。

赛茨先生1934年出生，先在德国学习古典语言学、历史、哲学，后在美国福勒策学院学习国际经济和政治，他曾任外交部长根舍的政治秘书及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司长12余年，随之先后出任驻印度、意大利大使，继1995－1999年任驻华大使后，又出任驻日本大使。这样的学识和经历保证了《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的成功。

德国人是最讲究逻辑的民族，而理性、客观、简洁正是赛茨作品的优势。他的作品讲述了中国的发展史，即中国从16世纪之前世界上最发达的文明，到经历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崩溃，以至到当今重新崛起的过程。而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被赛茨描述的清晰、简洁，不仅结构完美，而且语言文雅、史料周全、评述贴切。

由于作者的目标远大，以至于你把作品当成一部《简明中国近现代史》也不为过。但是，简洁的文风和深刻的抽象能力，使得赛茨可以抓住要害，把握其作品主旨所需要的内容。

　 该书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介绍古老中国富有盛名的历史，她数百年间在国家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诸方面作为世界最进步的文明国度的辉煌时期；第二部是关于中国在19世纪那最灾难深重、最难以叙说的衰落；第三部讲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重新站立起来的新中国；第四部是邓小平时代，那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阶段；第五部是江泽民时代，是继承邓的遗产，进行最艰难的改革并且把国有企业逐步导入市场经济轨道的阶段。

为了解释一个强大的国家为什么会在2XX年前衰落，为什么会在2XX年后复兴，赛茨把研究的架构拉得很长，而且还专门拿出一章来分析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伦理道德”，“一个靠伦理道德的凝聚力治理的国家”，赛茨的研究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文化并不具备侵略性。

　 研究了儒家文化和中国宋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后，赛茨的结论是“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与儒家的道德和统治体系并不协调”，这导致了中国在15XX年这个人类历史的重要分界点上没有走出另一条道路。同时，他甚至由北宋王朝被区区600万人的女真族灭亡，得出了“儒家道德及其管理体制中的第二个弱点”：无力抵御任何军事力量，怀着一种和平主义的信念，认为凭借自己的道德优势足以抵抗任何来犯之敌。

赛茨的作品在德语世界已经获得了声誉和欢迎。其实，对中国读者来说，更应该阅读这样一部外国人视角的中国“大国史”。读完此书，可以得到的最大感慨，应当是德国人理性的思维方式和客观的研究视角。

而这两样东西，似乎是中国人传统中所不足的。因此，尽管对中国的历史我们也许熟悉得多，但是我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和自身的民族情结，很可能让我们失去了很多原本应该对自身有所助益的结论，这也正所谓是“只源身在此山中”。历史是一面镜子，外国人写的中国历史是一面多棱的镜子。

赛茨在其作品的最新中文版本序言中还对中国寄予了新的希望，“现在的中国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和规模，以至于它为自己也为整个世界提出了一项这样的重大任务：要以新强国的姿态和平地加入到世界体系中。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消除恐怖主义、维护环境和形成平等而稳固的经济关系诸方面，中国不仅要有责任感，而且已经开始行动起来”。

更重要的是，赛茨对如何应对中国的大国复兴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陈旧的工业和技术强国必须有意识地让位于新的强国，这在经济领域就意味着，面对“中国的挑战”不是凭借贸易保护主义去维护本国的劳动市场，而是要靠大规模的结构改变来适应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