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思想解放与重庆改革

一部人类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一部思想曲折变迁的历史。穿过历史的迷雾，今天的世界开始从理想回归理性，中国三十年改革也在文革梦幻般的激情和理想中回归理性，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历史慢慢淡出中国历史舞台，历史从“左”和’右”两个极端给我们提出了思想解放的底线和脉络:那就是思想并不是一个人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东西，她似乎更像一个钟摆，虽然难免左右晃一下，但她总是按照社会发展的刻度，不紧不慢的为我们报时——在思想解放的历程中，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注意理性和常识，把握思想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也许我们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才会好准思想的脉搏。

30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真理大讨论，其划时代意义光彪史册，但这次讨论不过让人们回归到了常识。

30年后，《民主是个好东西》让俞可平一时无两，随后是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在17大提出，这篇文章其实也就是对民主作一个价值认可，也是常识。

解放思想、扩大开放，都不能离开常识来谈，否则，改革要么为激情所挟持，要么为误判付出代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重庆改革和开放寄予厚望——无论是薄熙来书记提出“智慧重庆”弥补重庆人文精神和文化精神缺失的问题，或者王鸿举市长多次提出大力提高教育劳动者素质的问题，以及当前党政领导用“三把尺子”找差距、劳心费力走访先进地区等等战略举措，高层在解放思想、扩大开放过程中其实一直在做一件思想解放的基础性工作——启蒙思想。思想解放从来就是一门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得从基础做起。

思想解放的前提是思想启蒙，知识精英往往看到思想自由是思想解放的前提，其实对民众的教育，公民精神的塑造和思想启蒙，也许是更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身处全球化时代，内外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干部民众接受的信息不可谓不多，为什么我们还要提启蒙思想呢？因为无论是今天的中国，或者是作为中国国情缩影的重庆，经过一轮轮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洗礼，思想和社会心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对商业规则的重视开始发挥作用，并进而推及政府行政改革，目标指向是降低全社会的交易成本，形成吸引资本的洼地。这些有形的规则不知道被高层领导和专家学者强调多少次了，但是每一次的三令五申总是不那么令人满意：在行政领域，干部群体在一轮轮的“执政为民，服务发展”活动中进步不小，但选择性作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形还时有发生，成为制约发展软环境的重要因素，在经济领域，企业家的自主创新意识、融入全球市场体系的意识和能力，对员工的人文关怀和实业报国的意识，极大的影响到重庆城市核心竞争力；在文化教育领域，人文精神、文化精神缺失，城市的核心价值和文化定位、历史定位并不清晰，进而影响到城市形象的定位和对外展示。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是我们的干部思想不够解放吗？不够努力吗？我看不是，主要问题还是思想启蒙尤其是民众思想启蒙的问题。多少年来，我们的思想解放一直局限在精英阶层的政治自觉和思想体认，使我们不少干部群众知道解放思想，但不知道为什么要解放思想，使我们一直在解放干部的思想，却并没有花大力气启蒙民众的思想，在漫长的时光中，国民教育中人文教育和文化精神的缺失、公民社会的发育不够、国民受教育程度等一系列问题使我们对公民关于民本思想、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等先进思想元素并没有入脑入心，并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比如，市民闯红绿灯，表面看是图方便，实质上是公民精神的缺乏，比如企业招投标违规问题，尽管规则不少，但依然有围标等违法行为，表面看是违背商业规则，实质是一些企业家群体缺乏基本的契约意识、公平意识，当先进思想不能内化为民众的深层心理和地域文化要素的时候，就会制约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并为此付出沉重的社会成本，以至于薄熙来书记要专门对教育提出加强“体育、音乐、哲学、情感”教育的问题，实质上是希望教育弥补一下人文精神和文化精神缺失的问题，承担起教育启蒙思想、传承文化的历史重任，这其实也是教育领域的常识问题，但多年来在教育领域却熟视无睹，通通以高考体制为由塞责，忽视对孩子的文化精神和思想的启蒙，把学生培育成为一台台接受知识的机器，高层的良苦用心和制度安排，希望能够成为推动重庆新一轮思想大解放、经济大发展、文化大繁荣的强大动力。

作者：杜术林

来源： 华龙网 2008-04-21 1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