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应对经济危机方法和科学发展问题的几点思考
（作者的话：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了，但是如何应对却因思想观点的不同，其拿出的解决方案也不同。我从政治经济的综合角度，谈谈个人的看法，以求更多的人探索避免经济危机发生的发展之道。）
在写本文前，我曾写了“相对动态均衡经济学理论与世界经济危机中的人类出路”，旨在阐述我对相对动态均衡经济原理的思考。我之所以作这些思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既不满意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强者自由掠夺倾向，更满意国内某些主流经济学家为满足私欲低俗之论。当然，在作经济问题思考之前，我一直苦苦思索如何把人民民主程序制度化的问题，并且提出了自己不同与人的看法。
在我的理念中，一个最强烈的愿望就是，通过人民民主机制建设，有效规制相对动态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且认为，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是我们规制人民民主和相对动态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立足点、出发点和落脚点，进而扩展为世界人民造福。我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我个以为，离开人民利益和国家利而妄谈发展，其发展必然会走到人类的邪路上去。其实，世界上虽然有不同的发展观，但总起来说一共两种，一种是为少数人的发展，一种是为人人的发展。我的相对动态均衡的经济发展观念，是为人人的发展。
所谓为人人的发展，就是社会各阶层每个人都能平等的创造，并平等的分享创造成果。对于这种观点，有的经济学家视为是邪恶的发展观，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资源有限，如果人人平等的分享资源，大家都成不了百万富翁，所以，不如让一部分先富起来。所谓先富，就是在同等资源的情况下，有人有特殊的优先占有权。
大家知道，我国的贫富差距巨大，大到不仅仅是个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了，而是个还有没有发展能力，发展能力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了。再说，公平不仅仅是个增加内需的问题，同时也是个社会安不安定，会不会付出重大的社会代价、经济代价和政治代价的问题。有人读了我的文章后认为，我是个列宁主义，坦率的说我不是，因为，我没读过列宁的书，就是小时候读了一点，也早就忘光了。但我是坚决的毛主义者。
因为，我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首先要进行思想文化的革命，也就是说，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建立在思想文化不断革命、不断创新，动态适应人民群众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的。没有思想文化的不断革命，就没有思想文化的不断创新，没有思想文化的不断创新，何来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但是，中国和世界历史证明，能够自觉完成思想文化革命的人毕竟是少数，是先知先觉者，比如说毛泽东，所以，精神层次的思想文化革命，需要外部力量，也就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去推动。
过去，我光知道中国的右派说左派不会搞经济，没办法，今天读到美国左派的文章，才知道中国的右派是跟美国的右派学的。其实，真正不懂经济的不是左派，而是右派，因为右派只会讲故事，只懂得占有就是财富的积累，不懂得相对动态均衡式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而左派根据经济制度的机制原理，就可以分析、预测将来的经济状态。一个只会讲故事、只知道占有的经济学派别，却占居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不出事才怪。
那么，如何使相对动态均衡式经济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发展模式呢？
大家知道，中国和前苏联以及其它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在实践中摸索了很多年，随着苏联的解体，有些人就断言，社会主义是失败的。但是，为什么失败，中国是不是也失败了？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通过前苏联解体的相关资料，我们发现，前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是其经济崩溃，而是其官僚集团的贪腐导致的结果。也就是说，前苏联的解体，不是相对动态均衡式发展模式出现了问题，而是确保相对动态均衡式经济发展模式的政治体制出现了问题。如果我们不是自我禁锢或维护既得利益的话，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中国从1949年到1966年，经历了17年的和平高速发展时期，创造出巨大的成绩，但是，毛泽东发现，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就是官僚体制的蜕变。
官僚体制的蜕变，意味着创造得再大的成果，也会化为乌有。
但是，如果要想保持住全国人民创造的成果，就需要：一方面解构官僚体制，构建新的制约机制，防止权力蜕变。另一方面，或许毛泽东认为，唯一能彻底防止权力蜕变的力量，就是人民群众。也就是人们现在常说的人民民主，或者叫大民主。因为，权力蜕变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对人民利益的侵害。在利益上受到无端侵害的人民群众，必然要起来反抗，从这个角度说，人民群众是自己利益的捍卫者，而人民群众捍卫自己的利益，客观上也防止了权力的蜕变。
虽然如此，人民群众如果没有捍卫自己利益的权利，权力蜕变必不可免。
为此，在毛泽东倡导下，中国为防止权力蜕变设立了三道硬性防火墙：
一是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二是工人有罢工的自由。造反有理。三是夺权有理。从系统机制上说，第一步，如果通过四大自由解决了社会问题，也就是官僚体制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就进入第二步，工人罢工。也就是造反有理。如果进入第二步还不能解决问题，人民群众就有权利夺权。
我个人以为，这三大环节，环环紧扣，循环往复，是一个有效防止权力蜕变的民主机制。在这个机制中，既有效制约了官僚体制的蜕变，又确保了国家政权始终保持在党的手中。因为，这套机制的核心，是通过机制的作用，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也就是说，人民群众通过自己民主权利的实践，更加相信中国共产党就是自己的党，是与自己命运休戚与共的党。
西方国家的国家意志，是通过选举形成的，但是，由于政体建构在资本的基础之上，资本阶层为了防止政体基础的改变，除在制度机制上设立了许多防火墙之外，还可以通过操纵媒体的方式操纵选票。由此可知，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不能通过选举渠道得到有效保护，而是相反，选举可以有效保护资本利益。
但是，中国的民主机制呢？资本完全失去了操纵能力，人民的意志成了社会发展的唯一意志力，中国共产党只能与民众的意志力合二而一，才可以有效行使自己的权力。
由此可知，资本主义的民主模式，代表的国家意志只是资本意志，而中国的民主模式，国家意志完全是人民群众的意志。
国际上一般认为，一个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民意志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失去人民意志这个基础，其政权是不合法的。如果按这个标准看，西方国家的国家政权是建立在资本意志的基础上，其合法性不过是资本势力的强词夺理而已。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晚年，西方国家政要掀起一个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潮，也就不足奇怪了。因为，当时毛泽东的权力，集中了全国人民的意志。
当然，从中国民主实践的历史上看，也不是没有缺点、错误或者失误，有的，比如说没有做到动态有序化，也就是说，中国的人民民主机制还没有从程序制度完善，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人民民主制度的理由。
事实上，中国却以灾难的名义，完全否定了人民民主机制。
但问题是，中国为什么否定人民民主机制呢？其实，对这个问题，人们如果认真思索一下近三十年的权力蜕变，就不难发现，人民民主机制是对权力蜕变最大的制约。也就是说，不否定人民民主机制就无法达到权力蜕变的目的。无法达到权力蜕变的目的，就无法实现权力能获得的各种利益。
按照中国的体制机制，就目前看，如果不恢复人民民主的制度机制，也就是实行大民主，中国既不会进入资本民主，也不会进入经济民主，而只会逐渐演变到权贵精英资本民主。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中央应该下定决心，重构人民民主的制度机制。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重新进入相对动态均衡式经济发展模式，有效化解占有率膨胀式涌堵导致的经济危机。
我以为，第一步要尽快做的就是人们一直呼吁的平均发钱。通过平均发钱，解决我国民众没有消费能力的问题，拉动经济增长，救活中小企业。但是，这里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中小企业必须国内的，民营也好，国有也罢，但必须是国内的，而不是国外的。如果是外资企业，通过这种平均发钱式拉动经济增长，也会造成占有率膨胀式涌堵，而后转移到国外，结果中国还是两手空空，这是一。其二，我曾反复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坚决取消出口退税，因为，出口退税其实是中国自己心甘情愿为美国开的财富漏斗。如果不堵住这个财富漏斗，中国要采取平均补贴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其三，我以为，中国通过平均补贴式发展，限定消费对象，把破坏国家战略产业的外资赶出去，占领主权经济阵地。其四，扶持民族资本，也就是民营经济，使其平等的与国有企业竞争，激活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其五，我以为美国的金融危机，既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也给中国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自主发展。
自主发展需要壮士断腕、殊死一搏的勇气，更需要大战略家的胆略和魄力。
这就需要准备打仗，打一场恶仗，因为，中国的一票否决权，美国是不会给的。美国不会给，中国应该有勇气抛售全部美国国债。抛售美国国债，大不了就是来一场中美之战。如果中国不拥有一票否决权，中国就永远失去了崛起的机会。但如果美国不给中国一票否决权，中国就不能白认美国给中国造成的巨大损失，而是应该让美国知道，你给我带来的损失，我必会让你损失的更惨。当然，中国更应该不惜打一场战争。
“不打仗我的手早庠庠了。”陈老总的话。
二、相对动态均衡式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与量化标准
张敢明先生原先是位倾向于自由经济的学者，但后来，在中国现实的教育下，他不是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角度，而是从国家和民众和谐发展的角度，从党和共和国前途命运的角度，反思他的成长过程，和中国自由经济的成长发展过程，并通过分析发现：“作为亲历计划经济30年和市场经济30年的中国人，我们的主张要敢于面向光明，积极实践科学发展观，旗帜鲜明地宣讲：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引导我们这个国家走向和谐与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