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解放思想大讨论–放下包袱,解放思想

党的十七大主题报告提出继续解放思想，着重强调转变当前官员的发展观念，以转变目前的发展方式。但是转变发展方式势必会触犯官员以及一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想把他们的既得利益重新划分，肯定会遭到抵制。唯一可行的是，在经过广泛讨论后，从制度上进行强制要求。一切试图从思想上进行影响都不可能起到根本性的作用。而且在这个世界不断变化、社会不断变革的时代，我认为除了要在公务员系统进行思想解放以外，更要创建一个自由言论、自由议论、自由讨论的思想氛围，要在全民中间开展解放思想的讨论，以树立有利于新时期发展的新风气。这在当前比经济建设更重要。因为我们只有思想一致（我并不是指鲁莽地把思想统一，而是使其在积极向上并与时代相适应的基础上，百花齐放）才能够保证以后更好地发展。那么什么样的新风气才是适应新时期发展的呢？这就要求我们摈弃自身上的一些“遗传”的封建残余，拿来的资本主义毛病和建国初期时改造的社会主义习气。我理解为毅然决然地放下思想包袱。这同样要求我们在创造新的思想观点时，又要继承发扬这些遗传的、拿来的、改造的东西，去糟取精。我理解为实实在在地解放思想。我们从下面几点来看待现今社会上的思想问题。

比如说民主与专制。有的人继承了些封建专制思想，坐上了所谓领导的位置后，对事对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蛮横无理。凡事都爱用强制手段。他们的一大优点是认定目标后坚定地把各项措施贯彻执行到位。但他们还有一个显著缺点就是不能集思广益。有的人呢又拿来资本主义民主，说只有像美国那样两党轮流坐庄才能民主。我们的一党专政一定不民主、不自由。其实这两种人都走了极端。在当前改革一党专制除了带来混乱与不稳定外，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太专制。其实在特殊时期有时我们必须使用专制手段。因为在危难时领导者只有表现强势的一面，才能让大众万众一心，才能强行推动政策的执行。我们看待民主与专制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例如90年代初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命令解放军开坦克去驱散集合抗议的学生，有着他不得已的考量。虽然这件事邓小平做得很粗暴，但是他的这种强势做法稳定了中国。否则中国可能像苏联一样分裂，我们可能容忍这种事发生在我们强调统一的中华民族身上么？当然这是国危时的做法。像我们现在国治时又应该把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发挥得更多一些。只有民主，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才能公平公正，才能符合大多数的利益。为什么我们在十一届人大选进三个农民工做人大代表呢？就是因为近来我们的人民代表没有切实代表农民工的利益。但是我们不得不深思一些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三个农民工到底是选的还是指定的？我们的其它弱势群体是不是也有代表？我们如何安排自由选举形式和固定的弱势群体的代表名额。我们当前急需在社会主义民主上突破条条框框，在自由选举和特殊的固定名额上找到平衡。那样我们的代表才能真地被称为人民的代表，我们的民主能真地被称之为人民的民主。

比如国学与西学。毛泽东在谈及治学方法时，说：“先中而后西。”可是现在有些人动辄就说中国落后就落后在独尊儒术了两千年。这种武断的看法不可取。的确儒家思想阻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但盛唐难道不是中国独尊儒术八百年后走到了世界的顶峰吗？每一种思想都有其优劣。世界上怎么会有万能之策呢？现在为什么百家讲坛的于丹讲老庄和孔子这么受欢迎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先哲留下来的有些东西到现在也能指引我们。连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都学习研究我们的老祖宗写的《易经》、《韩非子》、《孙子兵法》，难道我们就从中一点学习的必要都没有么？例如《论语》里有好多精辟的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可谓最有效的学习方法之一。还有曾子的名言“吾日三省五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也可称作我们为人、处事、治学的最好准则。有的年轻人一看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就认为儒家之孝不足取，有的甚至根本不孝敬父母。的确，儒家有很多迂腐之孝的形式，有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个表就不要那个里。父母含辛茹苦把我们拉扯大，我们难道不应该学会孝顺父母，学会感恩么？难道可以因为和父母有隔阂就不去善待父母么？除了儒家，诸子百家的其它学说也有其强大的生命力。韩非在谈及管理时说：“一个人拼命压制自己叫做怕，拼命纠正自己叫做乱，拼命节省自己就做践。”当你去管理一个团队时，不仅要以身作则，更通过别的方式影响你的团队。传统儒学太过讲求自身修养，法家的一些做事方面的哲学值得承袭。我们要擅于从故纸堆中找到适应新时期发展的东西。但我们在继承优秀的适应新时期发展的思想的同时，也要借鉴西方的先进理念。例如美国推行创新教育，鼓励基础创新，建立高校创新与企业创新相结合的制度等都值得我们探讨与研究，再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构建适合我国发展的创新体系。

比如官僚体系。坦白地讲，现在的官僚体系沿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官僚体系，我们的许多官员也从那些所谓先辈们师从了厚黑、官商勾结、官官相护、空话套话。现在为什么中国富豪榜是地产富豪榜，为什么只有他们能够拿到土地，甚至超低价地批到，官商勾结是肯定的。不仅官商勾结，更了不起的是，他们连官官相护这样的保身诀窍也掌握了，却没有学一些该学的。《史记.袁盎列传》记载袁盎看到孝文帝对剿灭诸吕时立过大功的周勃非常恭敬。袁盎进谏制止，说这有悖尊卑。周勃对此很是气愤，指着袁盎说：“我跟你哥哥关系这么好，你怎么可以在皇帝面前诋毁我呢？”（袁盎起初做官是他哥哥提拔起来的）但是后来周勃被人污告谋反，他却出大力帮助他辩护。因为他知道要是周勃想谋反，在平定诸吕时手握军权都没有，现在更加不会了。袁盎对事不对人的做法难道不值得现在的官员们学习效法的么？难道不应该像他一样本公正心，做公平事么。官官相护的结果就是朋比为奸。康熙皇帝为什么没有选太子和皇八子做继承人就是因为他们闹朋党。朋比为奸只会祸国鞅民。他们从“先贤”那继承了所谓官话。领导问：“是A方案好还是B方案好？”下属就回答：“A好，B也好，而且AB更好。”这些情况比比皆是，根深地固。现在行政改革的一大重点就是改变官员的行政方式，我认为还应该改革整个行政体系。《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了陈平这样两件事。有一次陈平所在的村子分肉食（平为宰），陈平把肉分得很平均。乡里人都称赞他。陈平说：“我要是做天下的宰相（得宰天下），也分得和这肉一样均等。”两千多年前的陈平就已明白，做一个宰相，关键就是要公平公正，把各种利益都分配得很合理。可惜两千多年后我们这些后人也没在这方面做得如何出色。后来陈平果真为相了。一次汉孝文帝问左丞相陈平：“国家一年下来刑狱多少人？收入几何？”陈平回答说：“有主事的人负责。”孝文帝就又问：“那你做什么呢？”陈本说：“我的主要任务就是管人。陛下难道不知道属下犯错我也要受罚么？做宰相的就是辅佐君王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所任职焉。”细细品读这句话，陈丞相讲得太有道理了。宰相之事不在刑狱，不在岁钱，最重要的在于辅佐君王，使天地人皆和；在于教育好、管理好自己的属下，使他们各得其所；在于亲附人民，获取民众的支持与拥护。我们用这几点来剖析今天。天地人皆和不就是社会和谐么，而且含义更为深远和广泛。内亲附百姓不就是要打造一个民意政府么，我们在这方面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多少百姓的意见永远躺在所谓领导的抽屉长眠，有的甚至还没有资格去，只能与垃圾为伍。我们的官员们要敞开胸怀、放下架子，敢于接受意见与批评，敢于正视存在的问题。言路一开就政风为之一震。连跨国企业都专门请顾客去提意见，我们为什么不在这方面有所改进。因为只有发现问题才能找到事情解决的切入点。平时做事，他们也没有把精力集中在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平时不是开会就是饭局，尽做些无用功。我们的公务员队伍如此低效、臃肿，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被教育好，管理好。我们的主席、总理日理万机，累死累活，不就是因为下面的人不能任事么？一个官僚体系上面再好，下面腐烂了，也是白搭。也无怪乎朱镕基总理痛恨于此，说准备一百口棺材，其中一口留给他了。拿美国的官僚体系作比较，克林顿总统“主宰”整个自由世界，也还有时间去交女朋友（他被暴出“拉链门”事件），美国也没有乱，照样去打南联盟，就说明他们所建立的那个官僚体系很健全、很完善。现在的布什总统也是世界上休假时间最长的元首之一。说得开玩笑点，我倒希望我们胡主席、温总理有空去喝花酒，去KTV唱“明天会更好”，只要他们把官员们教育好，使他们各司其职。

比如教育。苛刻地讲，我们现今的学校教育制度与科举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换了内容却没有换形式。我们的教育方法仍然停留在灌输。没有启发教育，没有触动教育，更没有差异化教育。就像把铁水倒入模子里，出来一个样。这难道也是以人为本吗？我家前面的小学早上七点上课，晚上回家，高年级还上晚自习。注意我说的是小学噢。这就是素质教育、减负教育的做法吗？现在政府财政充裕了，为什么不能把公园、博物馆、科技馆、少年宫免费开放了，以给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还需注意的一点是自古以来中国的学校教育对培养学生的思考性力度不够，一味强调闻弦歌而知雅意。这是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说起来非常可惜，我们在秦始皇时代就已经有了哈雷彗星的记载，却没有人注意它的周期。一见即言凶兆。如果哪个史官有点思考性，这颗星就不叫哈雷了。再谈家庭教育。我们家长身上从世袭的家风里学了些专横作派，非常要不得。我曾经亲眼看到一位家长因孩子算不出3+6就赏了他儿子一巴掌。待他气愤地告诉了等于九后，又问他儿子9-6得几。孩子仍然答不上来，他就又理所当然地给了孩子一耳光。这种行为他们还堂而皇之地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