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兴邦——从地震看崛起的民族精神

2008年5月19日14时28分，全国哀悼日。为悼念四川汶川地震遇难者而拉响的汽笛声、防空警报声回荡在中国大地上，13亿人民为同胞遭受的苦难而流泪。默哀3分钟后，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无数的群众仍久久不愿离去，大家挥舞着国旗，含泪高呼“中国加油，四川挺住”的口号，电视机前的很多中国人也是眼含热泪，心潮澎湃，激动不已。那一刻，我们才发现，我们是如此地爱这个国家，爱这些同胞。此时，我们正在向世界展示一个富有同情心又极具竞争力的新中国，展示着一个个自由而独立表达自己意愿的中国人。

温家宝总理在北川中学安置点对同学们说：“要昂起不屈的头颅，挺起不屈的脊梁，燃起那颗炽热的心，为了明天，充满希望地向前迈进！”随后，他在黑板上写下“多难兴邦”四个字。

多难何以兴邦？人们看到，发生重大灾难之后，国民的同胞意识、仁善之心被激发出来，表现出人性最积极的一面。相对于正常状态下国民平庸、萎靡等令人失望的精神状态，这精神令人眼前一亮。人们普遍相信，这种精神可以让国民具有凝聚力，构成民族国家强盛的基础。

古往今来，不同地区的人们无不经受过这样那样的严重灾难。在灾难年面，有的民族消亡了，有的国家不存在了，但我们中华民族却历经灾难、愈挫愈勇，不断地发展壮大起来。如此看来，“多难兴邦”是有条件的。任何物质的东西损失都不是最可怕的，只要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倒、意志不跨，就可以走过灾难、浴火重生；并且在与灾难作斗争中取得经验、更好地发展。

从晚清时起，有识之士鉴于中国落后挨打源于国民意识的欠缺，于是，他们开始了对中国小农与专制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国民“劣根性”、“奴隶根性”的口诛笔伐，举起了公民教育的旗帜，期待唤醒国民的主体意识，培育国民的公民意识。在话语与实际行动方面，开始了一波接一波的公民运动。大体说来，历经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生在辛亥革命以前。呼吁培育“新民”，也期待国民“自新”，“新民”的关键在于“公德”与“国魂”的具备。国粹主义者主张以他们杂糅了现代观念而重新发掘的“国粹”去砥砺凝聚“国魂”。

第二阶段，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主要包括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国民革命运动。这一波“公民”运动注重国民性改造，特别是青少年改造与工农改造。

第三阶段，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主要包括新生活运动、乡村建设运动、文化建设运动等。这一时期公民教育运动由都市向广大的乡村推进，特别是强化了农民在识字、公共卫生、合作、自卫方面的认识与实践。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公民教育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爱国主义教育与国防教育。

第四阶段，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的公民教育主要是以思想改造、整风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共产主义教育为主题而开展的，由于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总体性组织系统对各种社会资源进行全面控制，个人在计划经济和公有体制中成为“单位人”，公民教育被简化为一元化的政治思想教育，主要是阶级与阶级斗争教育。这一时期对农村进行了普遍的扫盲教育，“大办”农民夜校与农村中学，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也对农村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五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化、经济的市场化、社会的差异化与文化教育的多元化，公民教育的呼声不断高涨，公民教育在现代化理论的新视野下得到较深入探讨，实践上也迈开了步伐。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公民参与有序扩大，公民意识教育被提上政府议程。

这次四川大地震，有其悲惨和巨大不幸的一面，但客观上对于重建中国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却起到了促进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了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道德情感有多么深厚。我们第一次如此感动，如此富有爱心，流出了世界上最多的泪水；我们第一次向受难的普通百姓默哀，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哀悼活动；我们第一次举国帮助那些受难的同胞，自发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志愿者救灾运动；我们也第一次惊讶地发现：自私和冷漠正在离我们远去，原来中国人这么富有爱心，原来中国社会这么脉脉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