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思想大解放需要什么？

解放思想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人类社会的进步史就是一部思想不断解放的历史。思想只有冲破思想的樊篱才会不断进化，才会导引行为的更迭和体制的变迁。回顾改革开放30年历史，无数事例和数据都雄辩地说明了解放思想的重大意义和重要推动。现今，解放思想已成为当下中国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那么，武汉兴起新一轮思想大解放究竟需要些什么？

一、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和标准，即这一轮解放思想为了什么?如何衡量思想是否解放？解放思想其实也是一个统一思想的过程。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是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标志，主要解决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和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从此走上了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之路。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是“南巡讲话”为标志，主要结束姓社姓资、计划还是市场的争论问题，明确提出并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本次的思想大解放以什么为标志，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本人认为，本次的思想大解放导源于十七大，肇始于广东并得到全国呼应，主要解决“如何科学发展”的问题。经过30年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发展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我国确已进入矛盾的高发期，多元化社会的形成已不可逆转，资源环境等外部约束日趋严重，社会阶层分化、利益群体博弈更趋激烈。而今的最大问题在于发展的理念、模式、质量和效度，发展是否全面、是否协调、是否可持续，一句话，要解决发展是否科学的问题。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什么人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以各行各业的服务对象的根本利益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终极根本。这应该是本次思想大解放的终极目的和衡量是否解放思想的最高标尺。

二、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主体取向，谁最应该解放思想?市民还是公权执掌者、市场还是政府？有人说，武汉是一个最市民化的城市。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果真如此应是对武汉的褒奖。但客观上讲，武汉还不是一个具有市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城市。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进步，政府的主导和推动都是决定性的力量，政府或说公权仍然是资源配置的重要力量。“市场经济+威权政治”仍然是当下社会的重要特征，权力过多介入经济、介入市场与资本结合，权力经济是当下诸多社会弊端之源，也是最为老百姓所诟病的地方。有人说，现在社会有仇富、仇官倾向，我认为大多数人既不仇富也不仇官，而是仇“官富”。在公权依然十分强大的现实背景下，究竟谁该最先解放思想？掌握政府公权力的人最该解放思想似乎应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老百姓常说：最好讲解放思想的人最应该先解放思想；我连谁当权执政都不在乎，我思想还不解放？话虽偏激，但也确值得思考。

三、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路径选择，即究竟如何解放思想？至少要做到如下几点：一要牢记并贯彻以人为本，切实保障和实现公民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权利。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化就没有思想上的科学化。解放思想的关键在于尊重群众的实践创造和意愿诉求，要将实践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统一起来，作为我们是否解放思想的标尺。二要正确树立“发展问题”意识，营造一个求真务实的良好氛围。解放思想需要正视现实问题，不能泛泛而谈，必须具有针对性。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任何讳莫如深、讳疾忌医，粉饰现实、掩盖矛盾的做法，不仅会将解放思想口号化、空洞化，而且会积羽沉舟，最终损害党委、政府和群众的根本利益。最近发生的诸多恶性事件莫不如是。发现问题不是否定成绩，而是为了取得更大的成绩。树立问题意识必须营造一个能讲真话、肯讲真话、宽容错话的环境。思想上的试错可以代替行动上的试错。要在尊重和保障表达权的前提下，引导思考而不是压制表达。如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问题、过度集权问题、人治代替法治的问题、干部人用考核制度的弊端等问题，必须正视并寻求解决之道。三要坚决破除既得利益，为深化改革扫清思想、体制、机制障碍。无论公开承认与否，一个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在形成并日益成为阻碍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为何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为何超高压下的腐败现象依然猖獗？既有体制机制的原因，更有既得利益者对政策的主动甚至是肆意的消解。比如阳光工资的不阳光、公积金的不公益不公允，为何？利益使然。四要大处着眼大胆创新，破除思维定势，更要小处着手，解决民生小问题，集腋成裘。解放思想贵在创新。解放思想和创新一样，都不可神秘化，任何人都需要且能够解放思想和创新，任何对旧思想、行为、体制、机制等的点滴超越，都可谓思想解放和创新，任何重要的思想解放和创新都要体现于具体的行动和事情上。我们的干部队伍从来就不缺少哲学家，而站在新起点上，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依然应是我们工作的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