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个曝光三鹿奶粉记者:紧张得睡不着觉
一则《我为什么要公布问题奶粉“三鹿”的名字》的帖子,9月14日开始在网上盛传,详细讲述了作为记者报道三鹿事件的全过程。人民网、新华社都有转载。据了解,此文最早刊发在博客“性定菜根香”上,后经媒体对比,称此篇作者极有可能是《我为什么要公布问题奶粉“三鹿”的名字》作者简光洲。一些网友看了后留言:“有良知的记者,向你致敬!”“谢谢你,你做了很多记者都不敢做的事。”
9月9日《14名婴儿同患“肾结石”》的报道出现在《兰州晨报》上。因为报道未点明品牌名称,旋即在网络世界遭到疯狂转载,众网友“强烈要求公布是何品牌奶粉!”9月11日,事件升级,《东方早报》率先报道祸首为“三鹿”奶粉。以下是《我为什么要公布问题奶粉“三鹿”的名字》的全文,其中最后一段“这个时代的大船会开往何处?”提出的问题尤为深刻。
三鹿倒了,因为我的一篇《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的点名报道所引来的质量问责风暴。
对此,我没有丝毫地兴奋,而是有着诸多的悲伤(不是悲哀),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知名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对于国内企业传媒关系上的“弱智”,对于媒体“社会良心”的失落。
说出事实,我一个晚上没有睡好
我不是患肾病婴儿的第一个报道者,此前湖北、甘肃等地有媒体早就有过多次报道,但是当说到患肾病婴儿喝的是奶粉企业时,都是说“某企业”。
我很能理解这些媒体的顾虑。
对于今日的媒体来说,他们要政治家办报,更要企业化经营。没有比报社的老总来说更难做的领导了,所有的人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更难为他们的是,手下还有一大堆人等着他拉广告来养活。
对于今天的记者来说,在市场化地大潮与各种新闻禁锢中,早已没有了前辈新闻人及自己当初入行时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动不动就坐上被告席的他们在强势的企业面前只不过是名召之即来呼之即去的“小记”。
9月10日,看到甘肃当地媒体关于14名婴儿可能因为喝某品牌的奶粉而致肾病报道。联想到当年安徽阜阳假奶粉的报道,感觉这可能又是一个重要食品质量安全问题。
随即联系到甘肃的解放军第一医院,医生们介绍说,以往一岁以下的婴儿得肾病非常少见,同时他们也还没有确定奶粉是不是致病的确切的原因。
因此,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也在为要不要在稿件中直接点出企业的名字而矛盾。不过,该院的李文辉医生介绍,婴儿最主要的食源就是奶粉,另外的可能就是水质。这句话让记者对于奶粉可能就是婴儿的病源有了更多的信心。
此时,我感觉证据还不充分。8月底,湖北一家媒体也曾曝出有三名分别来自湖北、河南、江西的婴儿可能因奶粉而患肾结石,报道也没有点是哪家企业。通过朋友找到了报道的记者,得知喝的也是三鹿奶粉,只不过报社出于多种原因没有点名。
多个不同的地方出现了相同的病例,我初步判断这可能不是由于水质问题,最大的根源还是出在奶粉。于是决定写稿时直接点出“三鹿”的名字,虽然可能会面临着各种风险。
还是不放心,于是又联系到三鹿集团的传媒部求证。该公司的工作人员信誓旦旦地保证,奶粉没有质量问题,且声称最近甘肃的权威部门对其奶粉进行检验也证明质量完全合格。
在奶粉品牌中,国产的三鹿说实话并不陌生,但是对于其真正的历史还是不太了解。于是上三鹿网站进一步地了解其资料,几个信息让我对这家老牌的国产品牌增加了不少的信用度和好感:有着近半个世纪的悠久历史;占市场约18%的份额;还是神七航天员指定专用奶。
神七航天员是否真的天天喝三鹿牛奶,我看未必。从营销和品牌宣传的角度看,这点说明三鹿在品牌的宣传上还是花了不少心思和代价的。
说实话,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中,一些国内的优秀品牌不是被市场化浪潮卷得无影无踪就是被国际化的潮流所吞并(如最近的汇源果汁)或求着别人收购(如宗庆后的娃哈哈)时,三鹿仍然能够在这个浪潮中屹立不倒,让我对这个国有的民族品牌(虽然外资也点有很大比例)有了更的崇敬和好感。
因此,当做这篇可能会让企业面临灭顶之灾的报道时,我有过很多的顾虑和挣扎。我怕如果因为自己一篇可能错误的小小的报道给这家优秀的企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造成巨大的损失。到时,我不但要坐上被告席,还会为千古罪人,甚至会被人扣上个被外资品牌利用打击民族品牌的罪名。
所以在奶粉与患病婴儿之间的关系的论据求证上我格外地严谨,在行文写作时自然更是字斟句酌慎之又慎。对于三鹿强调自己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回应,我差不多一字不落地照登。除此之外,在新闻标题里,我再次强调了三鹿公司“没有证据表明奶粉导致婴儿患肾病”的结论。
虽然意识各种风险,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做出了“点出三鹿企业名字”的决定,否则我总感觉到良心上有些不安。我不是说我有多高尚,我只是想说出一个事实。在这个社会,面对着各种诱惑与风险,要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也不并不容易。
在报道上版时,我脑子里晃动的都是第二天三鹿公司气势凶凶地打电话指责记者的不负责任,并要把记者告上法庭的景象。说实话,这个晚上,我都没有怎么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