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鹿看中国媒体的商业性特色

伴随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中国的新闻行业近些年经历了爆炸式的扩张，也诞生了一批敢做敢言，敢为民众鼓与呼的新锐媒体。不过，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激烈的市场竞争带来的经济压力及某些制度的不合理，也产生形形色色与商家扯不清的媒体商业性行为。三鹿、蒙牛、伊利等国产明星品牌一起主演的三聚氰胺门事件中，传媒就扮演了种种褒贬不一的角色。

在传媒资讯如此发达尤其是互联网高度普及的今天，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真是愚不可及。这样的报纸，还有何公信力可言？最近，央视也在叫屈，认为自己也被三鹿忽悠了，但央视为何花那么大力气来吹捧一种产品呢？实际上，三鹿、蒙牛、伊利都是央视的广告大户，其中蒙牛曾披露今年投放央视的广告费用约为两亿，这背后的利益链条再清楚不过了。所谓新闻完全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变成了有价钱的商品了。而收钱的东西能客观吗？

新闻媒体被称作是社会的良心，这种良心正在受到种种诱惑和考验。投放广告、赠送礼品、组织旅游，出事后发钱当封口费，企业用种种公关手段将媒体绑架到自己的车上。对不听话的媒体，企业则威逼利诱兼用，施加压力，促其就范。三鹿在出事后，还曾试图花300万元让百度在网上屏蔽对自己不利的消息。

媒体是做什么的？据《南方周末》，媒体就是社会的保健医生，她的职责主要是帮助社会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但媒体要履行保健之责，需要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她自己必须是健康的。遗憾的是，媒体健康状况并不理想。三年前，三鹿已经在大头娃娃事件中出尽风头，当时媒体披露了45家问题奶粉名单，三鹿榜上有名。但是仅仅过了17天，三鹿就咸鱼翻生，把自己从问题奶粉名单中拿了下来。这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应不难想象。而对媒体人来说，最沮丧的莫过于媒体的失守。媒体不仅对可疑的危机公关没有监督，反而欣欣然与之携手，配合危机公关，对三鹿最终化险为夷起到了重要作用。三鹿过关斩将的过程，凸显媒体不断病变的过程。三鹿根本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不具备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只要社会免疫系统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区区三鹿根本不可能肆虐当世。只是社会病变尤其是媒体病变放大了三鹿的力量，才令其如入无人之境。

我们不可能亲自检测任何送到我嘴边的东西；但是我们会相信生产商爱惜商誉。一个老板不可能掌握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但是他会相信他聘用的管理人员。假如工人或者原料出了问题，产品检试部门会查得出来。假如出厂的产品真有毛病，相关政府机构会及时发现。假如那些机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良心的传媒会揭发真相。到了最后，我们还要信赖公权力的确能够查清问题，司法体系的确能够按法处置肇事人员。

这是一个牵涉了多少种人多少个程序的事呀，不大可能每一个人每一个步骤都出错。为了保证不会出现步步出错的荒谬情况，为了让社会可以正常运作，人类设计了各种制度去保障信任这种极其必要但却极易受伤害的资源，例如权力与利益的分化。

在媒体想方设法谋取赢利的当下，明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社会影响力是通过在某个领域为社会作出特殊贡献而获得的，公众信任他们的言行，正是因为他们曾为社会作过贡献。如果明星以此为资本不惜牺牲公众利益牟取私利，显然是对公众信任的蔑视和践踏，不仅公众有权收回对他的信任，让他名声扫地，而且有权追讨他借公众信任对公众利益造成的损害。而目前我们只能从道德上来谴责这些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