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一周年祭之最好的纪念

什么才是最好的纪念？作为“纪念”的反义词，“遗忘”肯定不是。这似乎是我们的共识，但扪心自问，地震之后的这一年，难道不是我们迅速忘却的一年吗？地震中迅速迸发的火热的激情，在救灾工作宣告结束后几乎同样迅速地消褪。诚然，08年是一个多事之秋，除了地震，还有太多亟须被关注的公共事件次第发生，如奥运、如毒奶粉、如矿难、如金融危机……大事的频发与有限脑容量之间的矛盾，部分决定了我们不得迅速不腾空一部分的记忆，以为接踵而至的事件积蓄情绪。然而，遗忘造成的后果却是显而易见——由于长期得不到有效心理援助，震区干部仍挣扎在繁重的工作与对逝去亲人的怀念之间，造成了永久性的精神创伤乃至接连选择了自杀；而地震孤儿领养工作在经历了激情的允诺后，落入现实的谷底，许多领养人在理想与现实中徘徊，却给无辜的孤儿造成了或多或少的心理创伤；众多针支援灾区重建的捐款捐物之数量的急剧下降，及某些企业及名人实际捐款数语当初允诺之间的巨大差距，也总会在某个深夜，拷问着我们的良心。面对这前后多少令国人有些尴尬的差距，与其避而远之，不如选择勇敢直面，我们的政府如何建立援助灾区的长效机制，我们的媒体如何引导舆论以使国人不致在非此即彼的激情与遗忘中徘徊，我们的NGO该如何争取更大的活动空间以实现与政府的互动，我们的公众该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信息社会时时自省以不为后者所挟裹……唯有做到这些，我们才不致于被“纪念日的突然想起”羞辱，唯有做到这些，才是我们最好的纪念。

什么才是最好的纪念？我想，对责任的逃避肯定不是。倘若大家不是健忘，那么肯定不会忘记震区那一幢幢倒塌的校舍及散落在废墟令人心酸的书包吧？那张沦为废墟的倒塌校舍前一幢政府大楼的几乎完好无损的照片，曾刺痛了无数国人的心。当时，我们曾誓言在救灾工作完成后，便开始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可时至今日，却仍没有看到哪怕是一个责任人的被追究被惩戒。听到的，反而是某些出于道义感的人或组织，在统计遇难儿童人数、制作遇难儿童档案时的被干扰被阻挠乃至被拘捕。在民意与权力的角力中，前者明显落于下风，而为了补偿民众的失落，后者适时地抛出个“范跑跑”供舆论撕咬，并显然获得了成功——有效转移了民众注意，从而淡漠了民意对于倒塌校舍的记忆，为某些人或某些部门的苟延残喘大开绿灯。当众多本应得到追究的当事人在其保护伞的遮挡下窃笑不止时，朋友，你是否听到了那些遇难学童无助的痛哭？逃避责任而不使亡灵得以告慰，那么再怎么凄美的祭奠，也算不上是最好的纪念！

什么才是最好的纪念？我想，回答这个问题，就要首先弄清楚，我们为什么纪念？倘若“5.12”之于我们，只是业已过去的一个历史性的符号，那么我们的纪念，便失去了其最后的必要。愚以为，纪念过去，正是为了更好的展望未来，倘若抓住这次纪念的机会，冷静思考我们所得到的和我们所失去的，进而果断采取行动，使我们的各项体制得以完善；使我们的国人更懂得助人的真谛；使我们的政府权力更懂得谦逊与为民；使我们的NGO得以在更广阔的空间中茁壮成长；使社会少一些欺瞒多一份透明；使民意得以上达、民怨得以疏导；使我们的媒体得以在自省中进步……那么，我们便可以挺直腰杆说：我们的纪念足以告慰死者、惠及生者，我们的社会，也终将在这份纪念中加速前行，一年前废墟中我们“多难兴邦”的旦旦誓言，终会被如约兑现！

这，才是最好的纪念！